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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叶圣陶——对话大师系列⑤ 打印
      2016-10-21

    千年紫藤下的美丽邂逅

    一场美丽的相遇,需要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和叶圣陶的相遇也是这样:2001年,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当然早就知道叶圣陶,读过他的书,教过他的作品,也熟记几句他的教育名言。然而,仅此而已,在精神上,我和叶圣陶没有交集。精神相遇是什么?经过心与心的碰撞,灵魂与灵魂的交流,然后发出如泉石相激般泠泠作响的共鸣。

    那年春天,校园里那棵千年紫藤繁花盛开的日子,在叶圣陶的母校——江苏省苏州市第一中学有一场业务活动,我第一次见到了矗立在校园门口的叶圣陶汉白玉塑像,在阅览室又看到了众多校友的介绍,那可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那一年夏天,我义无反顾地听从心灵的召唤,选择了这所驰誉江南的百年名校。从此,我开始走近这位著名的前辈校友。

    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在一个家境清苦的贫寒之家,取名绍钧,字秉臣,用的是《诗经》中的句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1907年,仅读一年小学的叶绍钧跳级进入刚刚成立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这是苏州第一所实行现代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的新式中学堂,绍钧在这里一读就是五年。

    时值世纪之交,维新潮流一浪高过一浪。这所新式学校所开科目和读经应考的旧式私塾完全不同,首任校长和大部分教员都有留洋日本经历,满脑子新思想、新观念。学校学习日本,完全按现代教育的要求开设课程。叶绍钧在这里接受了完全新式的教育,不仅受到西方现代科学的思想启蒙,而且还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壮丽洗礼。辛亥革命来了,绍钧自觉名字有点“陈旧”,请老师帮助改名,老师取“圣人陶钧万物”之意,为他取号“圣陶”。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改名,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陶钧万物”,事实上成了叶圣陶纵贯一生的志业追求。

    人生的际遇往往无法解释。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江苏省负责人也是日本留学生的袁希洛主持学校校政,学校自然成了江苏云水翻腾、风雷激荡的革命大本营。因了这位袁校长,叶圣陶和他的同学拉近了与时代的距离。袁希洛经常对他的学生们宣传教育救国,于是,中学毕业前夕,叶圣陶在日记中坚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毕业时,袁校长介绍叶圣陶和他的一批同学走上了小学讲台。几年之后,叶圣陶和他的两位声气相投的同学一起,在古镇甪直意气风发地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做了中国教育史上从没有过的事”,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教育改革活剧……也是在这里,叶圣陶创作长篇小说《倪焕之》,发表了《小学教育的改造》等主张教育改革文章,从此开始了长达60年的漫长教育思考,演讲、书信、社评、短论,煌煌25卷文集,无比朴实的文字处处闪烁着“教育为人生”的灼灼思想光华。

    多少个春暮秋晨,徘徊在饱经沧桑的千年紫藤树下,我常常禁不住心生遐想:山水草木,也是乳汁,吸日月之精华,钟天地之灵气,聚江南温山软水之风韵,历几千几百回春风秋雨之滋养,紫藤以其特有的风姿和营养,成为这座校园的文化图腾,熏陶滋育莘莘学子,叶圣陶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千岁紫藤,百年圣陶!在紫藤下和叶圣陶相遇,是命运对我的眷顾。

    重新“发现”叶圣陶

    叶圣陶是著名文学家,曾参与发起成立“五四”时期最早的文学社团“新潮社”,并以《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等一批文学力作享誉文坛。他是名满海内的著名编辑家,是茅盾、巴金、丁玲等众多著名作家处女作的“助产婆”。他在出版界也声名赫赫,编辑出版过《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等影响深远的杂志以及一大批深受欢迎的国语教材。然而,1988年2月16日,当叶圣陶走完了长长的一生,第二天,新华社发出的通稿标题却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同志在京逝世。新华社不愧是新华社,比之于文学、出版、编辑等方面的辉煌业绩,叶圣陶更是一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著名教育家。

    但是,这是一位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为人们充分认识的教育家。检索有关叶圣陶研究的文献,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对叶圣陶文学作品以及出版成就的评论,从1920年代起即已见于报端,不绝如缕汗牛充栋,而对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研究却寥若晨星。1974年,香港《良友之声》发表《教育家叶圣陶》的文章,这是研究教育家叶圣陶见诸史料的最早的文字,此后便寂然无声。一直到1990年代,国内学术界才有一些零星的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问世。其实,被人们忘却的不止是一个叶圣陶,寂寞的是一个教育家群体。

    非但如此,对叶圣陶还存在着种种误读。叶圣陶是伟大的语文教育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评价叶氏语文观,却是一个颇有分歧而又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新世纪之初,课改风起,叶圣陶一度成为争议对象:否定者将其视作新课改的“绊脚石”,语文教育种种弊端的“罪魁祸首”,其主要依据乃叶圣陶主张语文“工具论”;辩护者却又言之凿凿,将“工具论”视为拯救语文的“诺亚方舟”。对于同一个观点,争辩双方竟然如此针尖对麦芒。

    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局面,我和我的教育同仁们陷入了深思。我们觉得,喧嚣的现象背后,表现出一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对叶圣陶语文教育的理解不够全面完整,没有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深刻解读,往往是片面肢解,各取所需;另一方面,是对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认识模糊,以为西方的理论可以照搬,一切都是外来的好,忽视了教育改革尤其是母语教育改革必须立足于传统语文教育经验,必须从本土教育资源中寻找理论支撑。于是,就在一片争论声中,我们学校却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和实践叶圣陶教育思想,用叶圣陶教育思想引领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工作。学校领导响亮提出,要自觉地把学校建设成为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宣传阵地、实践园地和研究基地。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学校决定建立“叶圣陶教育思想展馆”,而这个展馆的研究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身上。

    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研究工作。如前所述,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研究工作,深入系统研究和可资借鉴的成果很少,而种种“遮蔽”和“误读”却不一而足。展馆必须用清晰准确的文字和图片向人们回答:叶圣陶教育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它从哪儿来?意义在哪里?两年多的日子里,我就这样不停地爬梳剔抉,去粗取精,默默地做着“去蔽”“还原”的研究工作。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总是离不开研究者的当下情怀,换言之,我们今天对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必须从教育现实出发,发掘和寻找出对当下教育富有建设性的理论资源,重新“发现”叶圣陶。终于,在2012年5月纪念叶圣陶从教100周年之际,“叶圣陶教育思想展馆”在苏州一中隆重揭幕,我们对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崭新诠释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由我选编的叶圣陶教育思想经典读本《如果我当教师》同时发行,并成为阅读热点,被多家教育媒体评为年度排行读物。继“叶圣陶教育思想展馆”之后,江苏省叶圣陶教育思想研究所获得批准,并在苏州一中挂牌运行,一中作为叶圣陶教育思想实践和研究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叶馆”和“叶所”的辐射效应和社会影响正与日俱增。

    “教育为人生”的现实观照

    我们将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总纲命名为“教育为人生”。中小学教育要着眼于学生的成长和终身发展,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正是这一着眼于人、人生和人的发展思想,使叶圣陶教育思想根本区别于传统教育观念,从而获得了鲜明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跃上了20世纪那个新时代的思想潮头。支撑“教育为人生”这一理论大厦的,是包涵教育本质观、教学观、全面发展观、儿童观、师表风范观等七根坚实的思想支柱。叶圣陶无意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丰富、广阔和深刻的教育智慧,事实上支撑起一座素朴谨严而不失恢宏气度的教育思想大厦,叶圣陶的名字因此而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伟大教育家的行列。

    深度走进叶圣陶之后,我常常有一串困惑和问题萦绕于心:用叶圣陶教育思想观照当下现实,我们的教育问题症结在哪?假如叶圣陶活在当下,他会作何感想?会不会发出比当年更加激烈十倍百倍的“我呼吁”?还有,比之于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叶圣陶及其同时代的那一批教育家意义何在?比之于同时代的教育家群体,叶圣陶的独特地位又在哪?这些问题概而言之,就是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强烈的问题意识推着我不由自主地朝前走,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已然成为我一种浓郁的情结。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李泽厚关于社会转型期文化的“转化性创造”思想给了我莫大的启迪,让我对叶圣陶及其同时代教育家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当下价值,获得了一种较为清晰的认识,这就是哲学的力量。

    在一篇论文中,我写下了如下的话:“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教育所独有,几乎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文化通病。因为,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确有沉重的历史糟粕需要清理和剔除,不打破传统,就无法迈出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而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中又积淀着民族文化的精华,保留着民族的文化胎记,现代化必须从这片丰饶土地上出发而不可能在一片废墟上起步。这也正是社会转型的艰难和复杂之处,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需要高度警惕和回避的“陷阱”……叶圣陶和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那一代教育名家,如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陈鹤琴、陶行知等人一样,在他们身上既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粹,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或者毋宁说,他们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个性化缩影,他们无一不是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智慧相结合并植根于中国教育土壤中的产物,相互映衬,相映生辉,共同谱写出现代化交响曲中属于教育的辉煌乐章,这是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和理论财富。”(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第一中学特级教师)【中国教育报 201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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